更新世旧大陆东西两侧的石器技术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旧大陆西侧是狩猎采集人群石器技术革新的"轴心区域",在大约距今33万年、17万年、1万年、5万年等先后发生多次技术革新,-早的石器打制技术、-早的阿舍利技术、-早的大石片阿舍利技术、-早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及-早的石叶技术等均起源于这一轴心区域,进而发展并向其他地区传播。由于距离和地理等因素,东亚的石器技术至少从距今14万年左右开始曾长期与旧大陆西侧分异。然而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旧石器时代长期以来并非与旧大陆西侧"一刀两断",而是"藕断丝连",保持断续的联系,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现代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石叶技术的包容性和便捷性优势,旧大陆东西两侧的互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文章针对相关学者提出的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为武丁卜辞中的"九示",且为盘庚时期始建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号建筑基址主殿1间奉祀的神主应为自上甲开始,至沃(羌)甲止的"十示"(具体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沃甲),其始建年代为盘庚这一世,但不局限于盘庚这一王;二号建筑基址主殿4间奉祀神主为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建造年代为武丁时期。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遗存和冶金技术是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基于二里头遗址历年发现的铸铜遗存,结合聚落形态的变化,探讨该遗址的冶铸点和作坊,并对铸铜作坊的范围、主要遗迹和年代进行讨论。认为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期存在铸铜作坊,第二期早段的时候存在着分散的冶铸点,第二期晚段至第四期早段,冶铸活动主要集中在铸铜作坊之内,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以后,冶铸点再次呈现分散的特点。铸铜作坊的面积超过15平方米,其使用年代应为第二期早段至第四期晚段。
洪保墓出土的寿藏铭是对其生平事迹及郑和下西洋史料的重要补充。据寿藏铭及相关文献记载,从永乐元年到宣德八年的3年内,洪保曾经一次奉使西域、七次奉使西洋,与郑和、王景弘同列为宣德六年下西洋之正使太监。此外,据记载下西洋船队中确有五千料宝船,至正统六年洪保依然活跃在政坛。洪保墓地所在坟寺即宁海寺。
寇猛在北魏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魏书》对其记载也极其简单,随着寇猛墓志的出土,关于寇猛的家世生平才逐渐清晰起来。墓志不仅提供了寇猛个人身世的详细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若口引氏的线索。墓志与《魏书》对寇猛的记载详略差异之大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黄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支脚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均较集中,本文对其形制和功能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以此揭示各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和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情况。本文将陶支脚划分为七个类型,归为五个分布区。从形制特征和装饰风格的多样性看,陶支脚应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的功用,可能也作为具有特殊精神内涵的使用。陶支脚到陶鼎的演化路径也并非单线的,各区域的情况不尽相同。本文在对汉代"万石君"石奋家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石奋家族相关的先秦诸支石氏进行系统分析和梳理,从而确定东周时期卫国石氏不仅分布时段较长,内容较为丰富,而且还应该是中华石氏的主支脉系。卫国石氏不仅是汉万石君家族的直系祖根,曾属于赵国所有的石城,也应该是卫国石氏封邑以及中华石氏的祖根地。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鳞施和珠襦是古代玉殓葬的两种重要形式。鳞施是专用殓葬玉,东周流行;珠襦在东周既为生服,亦作殓服,至汉代仍可见。鳞施仅用于高等级贵族,珠襦的使用则无性别限制。鳞施和珠襦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同时使用,是春秋战国厚葬风俗的产物,是东周特有的玉殓葬方式,体现当时人们以珠、玉为贵的崇玉思想。
近几年白蚁危害对武侯祠内的古建筑群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南阳武侯祠采取"结合,综合治理"的方法,以预防为主,进行灭治。
国家博物馆藏清代袁江十二开《山水人物》图册创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年)。此小写意图册构图精妙,手法多变且盎然,不仅表现出袁江高超的界画技巧,更展示了其在水墨、色彩以及人物传神方面的综合能力,丰富了关于袁江绘画技法、风格研究的图像材料。本文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袁江的文献展开比较和辨析,着重探讨美术史界存有争议的袁江是否供奉内廷一事,认为袁江在雍正年间祗候内廷的记载基本可靠并提出相应理据:《国朝院画录》实际上肯定了其"曾入画院"为事实;图册中"臣江印"的钤印打破了袁江无"臣"字署款作品的说法,对于袁江身份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国朝画征续录》成书时间与画家所处时代有所交叠,其中"宪庙召入祗候"的记载更为可信。
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采集到一枚陶印,诸家对其文字隶定和国别存在分歧,笔者认为这是一枚三晋官玺,印文应隶定为"夫疋司工"。
山东寿光贾思同墓,出土各类陶俑、陶模型、瓷质碗等可辨识文物8余件,对研究东魏时期墓葬制度、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服饰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马衡先生是杰出的金石学家。他曾亲赴洛阳太学遗址调查汉魏石经的出土情况,对汉魏石经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河南博物院藏有四幅珍贵的"汉魏石经"初拓本,上面因有马衡先生的墨书题跋及对残石拓本的考证与研究,使此汉魏石经残石拓本锦上添花,极其珍贵难得。
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北京地区近年来发现的规模、等级的元代墓葬。其中出土的耶律铸墓志是了解、研究耶律铸本人、家庭和家族世系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该墓志志文一直未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结合现存史料,对耶律铸及其家族世系、相关成员等问题加以考释和探讨。
周口关帝庙建筑彩画是河南省内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清中期文物建筑彩画遗存,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文章系统描述了庙内各建筑的彩画构成,进而分析了它的制作年代、结构特征和工艺做法。
综合有关佛教舍利塔基和所瘗埋舍利容器的考古发现,可以将北朝至唐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北朝早期,北朝晚期、隋至唐初,唐高宗至武宗灭法,宣宗复法至唐末。古代的佛教舍利容器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古代国家,并与当时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具体形貌有所变化。8年3~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韩城市昝村乡梁带村芮国墓地M28进行发掘。M28为带一条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道位于墓室南壁,葬具为单椁重棺。随葬品有铜礼器、、车马器和玉石装饰品等。M28的时代约相当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墓主是晚于M27的芮国的又一代国君。
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是虢国都城上阳城所在地。花卉苑M17位于上阳城西城墙南段,并打破城墙,出土少量铜礼器、玉石器,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际。墓主人是一位士级贵族,其族属与秦国或秦文化密切相关。4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新寨村发掘了中书舍人、上?县开国子梁行仪与夫人薛氏合葬墓。该墓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物丰富,有墓志、陶俑、玉器等随葬品。此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丧葬习俗以及唐代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文将次生变化定义为玉脱离原生矿藏之后,在自然风化(开采之前)、人为作用、进入埋藏环境等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次生变化与玉的质地、人为作用、接触物、土壤环境等因素有关。现有研究主要使用观察分析、模拟实验的方法,着眼点常常在次生变化本身。考古学方法在古玉次生变化的研究中至关重要,通过功能分类、"微环境"的复原和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玉次生变化的机理,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其背后的人类行为。
僧渊造像碑,为北周高僧僧渊所造,早年发现于陕州宝轮寺,是河南仅存的几件北周造像之一,且有确切纪年,是研究北周佛教的发展和建德法难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对其雕刻内容、造像题材以及艺术风格进行考察和研究。1年在洛阳市红山乡工业园区发掘清理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是唐慎州司仓窦州潭峨县丞张文俱。墓内发现有明确纪年墓志一合,填补了洛阳地区以往发掘唐墓无唐代早期纪年墓的空缺,为研究唐代墓葬断代分期提供了新的确切标尺。该墓出土1件"八星拱月"三彩盘,打破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唐三彩"是盛唐时期才出现的论断。
通过对石刻资料内容的分析与考证,并结合传统僧传文献资料的对勘,本文认为洛阳龙门安思泰石塔底层的法藏家族坟茔题记并非唐代华严名僧康法藏的家族题记,而是一个具有粟特血统的信仰佛教家族的坟茔合葬记。该题记揭示了唐代洛阳粟特人后裔与当地汉人的融合以及对汉地佛教的皈依。并指出,对于涉及名人的古代石刻题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应该慎重对待。
现存于河南商丘古城八关斋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碑文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丹。内容主要记述唐代河南节度使田神功的功绩,以及当地人民在田神功大病初愈后为其祈福祛灾的佛教斋戒活动。此座碑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在我国古代佛教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石幢起源的角度切入,分析《八关斋会报德记》采用石幢的原因,并对该石幢的刻立与历史变迁进行考述。
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办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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