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尊、疑卣铭文开头人的名号应释为"中?子父"，金文中偶尔有这种"伯"、"仲"、"叔"、"季"与"父"之间有二字的名号。疑尊器底铭文行"于"下的字应依李学勤先生释为"卜"，其写法与甲骨文中部分"卜"字相同，这可能与器主是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卜鄂侯于?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让鄂侯到?城建都。铭文第二行的 字，释读尚需进一步探讨。《记一件新见铭文铜戈》公布的齐国铜戈，铭文字当释为"栗"。"栗成"即"栗城"，盖即秦汉时之栗；后世之"栗城"，在今河南夏邑县。此地在前286年后数年间曾短暂属齐，此戈可能即此时齐国铸造。洪保墓出土的寿藏铭是对其生平事迹及郑和下西洋史料的重要补充。据寿藏铭及相关文献记载，从永乐元年到宣德八年的3年内，洪保曾经一次奉使西域、七次奉使西洋，与郑和、王景弘同列为宣德六年下西洋之正使太监。此外，据记载下西洋船队中确有五千料宝船，至正统六年洪保依然活跃在政坛。洪保墓地所在坟寺即宁海寺。
对旧出五年?生簋、六年?生簋与陕西扶风五郡西村新出的五年?生 三器铭文的考释，揭示了铭文的本质内涵以及其反映的西周宗法制度、礼仪制度及社会风尚。结合对文献的分析，将三器时代定为西周厉王时期。铭文内容与《仪礼.乡饮酒礼》多相契合，证明《仪礼》一书来源的古老有据。而五年?生 自名曰" "，也是青铜器新见的器名。
禹会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表明并非单纯的居住遗址。丰富的出土遗物，为探索黄河、长江及淮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涂山地望、大禹文化和淮河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211年，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两周、汉唐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分布较密集且出土遗物丰富。官庄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当局向山东抗日根据地抛出大量假票，严重扰乱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在根据地的下，根据地内的银行、、、等部门密切配合，组织群众进行反假票斗争，-终使假票无藏身之地。本文根据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假票的种类、来源与危害及假票的识别与处理进行考察，论述了根据地的反假币斗争，并对若干假票的鉴别方法进行了总结。唐代卢士玫墓志新近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清河崔氏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卢士玫的家族世系、婚姻、科第及宦历等情况，可对两《唐书》本传及相关传统文献记载起到纠误补阙作用。结合其家族成员墓志，也有助于唐代洛阳的卢氏家族文化研究。关于"渎山大玉海"材质来源以及名字的含义，历来有不同说法。南阳唐代丁愿墓志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而确定了"渎山"即南阳之独山。在焦作发现的一些石刻文物中，记载了该地区历代煤炭开采、煤矿矿难及相关历史人物和事迹。这些石刻文物是研究焦作煤炭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先秦时期城市的给水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凿井取水，二是穿渠引水。井水水质纯净，渠水水量较大。城市的排水主要依靠管道将城中的雨水和生活废水排往城外的护城河中。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头山遗址地表现存城墙和护城河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屈家文化时期城墙的北部豁口，遗址西部和西北部城墙外伸向护城河中的凸台，以及遗址西部、北部两条通过护城河的陆地通道，探明了遗址西部至东北部屈家岭文化时期护城河生土河床的起伏，揭示出开挖护城河、筑城时的取土作业区遗迹。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对五常市香水河墓地进行发掘。清理墓葬48座、灰坑5个，出土陶器、铁器、铜器、银器、石器等遗物2余件。该墓地位于松花江-拉林河流域，属渤海国疆域的西界，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丧葬习俗等推断，墓葬的主体年代为渤海中期。11年对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的发掘，发现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址F17和被叠压其下的F18。F17室内面积169平方米，建筑过程包括在F18的基础上修整半地穴坑体、挖柱槽、立柱、夯打半地穴墙体、建造火塘和铺设居住面等，出有少量陶器、石器和兽骨。F18面积与F17相似，均指向聚落的中心广场。7~212年对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遗址的大型环壕，明确了该遗址为一处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龙山期大型聚落。聚落内部有居住区、墓地和手工业遗存。从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龙山期遗存属陶寺类型。这些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12年8月，在赫章县可乐墓地发掘了两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均属土著墓葬，时代大致为西汉前期至中期。其中，M373为"套头葬"；M374的规模较大，形制较特殊。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器残件及各种装饰品等。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可乐墓地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材料。7~212年发掘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中部偏东南区域，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居址，房屋成组分布，附近还有陶窑、窖穴、灰坑等。居址废弃后成了墓葬成组分布的龙山期墓地，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儿童瓮棺葬。墓葬均无随葬品。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遗存可分为龙山期早期和晚期。12年对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进行了试掘。在后阳湾清理了2座房址和5座墓葬，其中竖穴土坑墓2座、瓮棺葬3座。在呼家洼清理了1座房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本次试掘揭露的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等，为了解石峁城址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分期与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小兵马俑"是对重庆市铜梁县所见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石质仪仗俑的俗称。目前仅在铜梁地区明代墓葬中发现有这种随葬器物。自1973年至今，在铜梁县境内共发现近7座明墓出土这种仪仗俑，出土数量达5余件，但发表的资料极少。根据已发表的墓葬资料大体可看出明代分布在铜梁县境内的几个官宦大族如李氏、陈氏、张氏等。12年11月，重庆三环高速公路铜梁至永川段修建过程中发现明代石室墓1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铜梁县博物馆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出土了一套共计17件石质仪仗俑，这套仪仗俑身穿袍裙，头戴圆盆帽或圆形平顶帽，身材大体相当，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明代铜梁地区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增添了一批新的实物资料。
东魏嵩阳寺造像碑上雕刻的八十八佛和六方佛造像题材在石窟造像中不多见，是当时石窟造像题材的充实和丰富。尤其是造像铭中记载的有关嵩阳寺的创建和发展，可补史书之阙，为研究嵩山寺院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苏秉琦是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本文通过对国家博物馆藏传世明人《抗倭图卷》的解读，以及与现藏日本的《倭寇图卷》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两幅画作的创作背景、内涵及相互关系。论述了明人《抗倭图卷》为张经所画，表现的是王江泾战役这一历史事件，是一幅写实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
贾正之及其妻蔡氏墓志详细介绍了贾正之及其亡妻蔡氏的生平，职官及北宋后期的一些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后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姻亲、职官、书法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数据。
在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
河南是文物大省，初期河南文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本文主要从文物法规、文物调查与发掘、文物保存保护等方面简要概述了2世纪初河南文博事业发展的概况。
本文讨论了区域调查、拉网式调查与区域系统调查的区别，详细辨析了目前多项调查中的工作主体、田野方法、信息分析，并对田野方法中的调查目的、区域范围、年代选择、操作方法等差异较大的几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目前存在的本土化、科学化、材料公布三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
河南巩义的北宋"七帝八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七帝八陵加之各皇后陵、皇亲贵戚和王公大臣墓等共约近千座，这在全国实属罕见，为我们研究宋代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和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文化研究价值。通过实地调查，本文从宏观考古学的角度对北宋皇陵的历史文化背景、保护现状以及文物开发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希望北宋皇陵潜在的文化价值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让难得的文物遗存在当下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增光添彩。
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族属)问题，为民族史学者长期以来争鸣讨论的热门话题。-具代表性的，是"鲜卑说"与"羌族说"两种观点。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出土资料及学者论述，对新出土的唐《拓拔驮布墓志》考察研究后认为：此志清晰勾勒出志主先世以鲜卑融入党项，再为吐谷浑名王，后内附唐廷的曲折历程，是党项拓拔氏源出鲜卑的新的重要实物证据。拓拔驮布支系(东山部)与建立西夏的拓拔守寂支系(平夏部)应同出鲜卑，后分支各为部落，独立发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拓拔驮布墓志》同"鲜卑说"史料及学者观点可互相印证，"羌族说"学者驳斥"鲜卑说"的论据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拓拔驮布墓志》还对研究唐朝对归顺蕃将态度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资料，志文中提及的"默啜之乱"、"六胡州之乱"，可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值得留意。
本文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彩陶进行了检测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堡岛遗址彩陶胎料与彩料工艺技术特征。文章还结合周邻地区新石器彩陶的研究结果，探讨了大溪文化彩陶的区域性特征，为大溪文化彩陶手工业技术与社会研究积累了新的数据资料。
本文分三个时段，从考古学、音乐学、社会制度等角度，系统梳理了两周青铜乐钟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分析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局限，探讨在形制、纹饰、礼乐制度等层面仍需进一步细致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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